
高峰表示,中国对外投资合作保持平稳健康发展,主要呈现以下四个特点:一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积极推进;二是对外投资行业结构持续优化,非理性投资得到有效遏制;三是东部地区仍为对外投资主力,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表现抢眼;四是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大项目多,带动出口作用明显。
“去杠杆叫停”是误读《红周刊》:最近,政策在去杠杆方面有所放松,这是否说明高层已经把经济增长放缓视作了近期面临的最大风险呢?李迅雷:应该说政策有所放缓,无论是减税还是银行放贷条件的放宽,确实能看到政策在放松,这也是稳经济所需要的。7月31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提到6个“稳”字,第一个就是“稳就业”,经济增速放缓的话,会对就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所以从政治局的目标入手,对目前政策有所放松也是应该的。稳就业需要增加投资,而今年上半年以来,出口增速回落、投资增速回落、消费增速回落,所以政策上肯定要放松。
关于沪深交易所是否都要实行注册制的问题,李超表示:“实际上注册制这个方向是早已明确的,不是从科创板明确的,所以这个方向是非常明确的。”李超坦言,社会各界非常关注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市场预期比较高,这本身是一个好事。这次科创板上市的公司发行价由市场作出选择,其中的询价、定价是否一定符合大家的预期?也不一定。开盘以后,对价格波动大家心理上有没有这方面的预期?这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在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初期可能都会发生,这就需要一个磨合期。在这个磨合过程中各方要尽责,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红周刊》:这就说到了“结构性去杠杆”,4月5日,财经委第一次会议提出了结构性去杠杆的思路,也即去杠杆不要一刀切,要有所区分,这个目标是好的,但考验调控的艺术。您认为结构性去杠杆应该市场来做,还是上层来做?李迅雷:市场要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发挥重要作用。市场有调节功能,但在金融风险加大、全社会杠杆率水平过高的情况下,不能只依靠市场。因为资本都是逐利的,有利润的项目资金都想参与,但问题是逐利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羊群效应会否进一步诱发金融危机?
李超指出,科创板不仅是设立一个板块,实际上同步在制度规则设计中,对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做了改革。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是把过去的标准和门槛转化为信息披露的要求。“注册制与核准制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是不是换汤不换药?如果仅是名字的区别,我认为没有意义,实际上背后是逻辑的变化,是比照着制度变革来进行的。”李超说,过去对信息披露要求真实完整,在实践上证监会或者说审核部门替市场操了很多心。现在,注册制从逻辑上发生变化,可以交给市场的东西,就交给市场去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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